大学生写家史｜出走与归来

历史学家卡尔·贝克尔说：“人人都是他自己的历史学家。”澎湃新闻·私家历史推出“大学生写家史”系列，记录大时代下一个个普通家庭的悲欢离合。

慈航镇在四川盆地西边，龙泉山脉的南山脚下。地势西北高东部低，是四川省眉山市仁寿县的南大门，东面与彰加镇接壤，北面与钟祥镇相连，而南面则与乐山市的井研县相邻。我的外公一辈的亲戚们大多来自这些地方。小时候每逢暑假，母亲就把我扔回慈航“放养”。那时候坐在大巴上的我也分不清楚东西南北，只知道沿着一圈一圈的盘山公路翻过这座大山，就回家了。

除了暑假，每逢过年，我也会和父母回到这里。但这是在2021年——我的姥家（外公的母亲在仁寿方言中叫做“姥家”。在日常的称呼中，我的外公和外太婆很介意“外”字，所以一般让我称呼为“家公”“家家”“姥家”）去世以前，那时她的四个子女都会带着他们的儿孙回到这座小镇。团聚的时候她总会戴上孙子孙女们为她置办的金银珠宝，带上一家老小气势威武地走在大街上给街坊邻居炫耀炫耀。街上街坊邻居都喊她“老革命”，但其实她做过最“革命”的事迹，就是给邻里打抱不平和帮助他人。每次短暂的团聚后，除了小儿子夏良如和儿媳曾桂香留在家中种地和赡养母亲，经管街上的菜市场，其他人又各奔东西。

她的大儿子夏栋儒，一半时间待在镇上，一半时间随女儿去都江堰照顾外孙女。她的大女儿夏秀如，跟着自己的女儿去了广州。小女儿夏玉如，也去了仁寿县城里。如果不是母亲，他们或许不太愿意再回到这个地方。

从左到右：夏良如、夏栋儒、夏玉如、夏秀如

四个子女最后一次相聚，是在姥家的葬礼上。几乎整个镇上的人都来看望这位令人尊敬的老人。按照逝者的遗愿，四个儿女披着白麻，胸口戴着十字架，在母亲的棺椁前受洗。神父则用纯正的乡音宣读着“玛丽亚”干干净净的一辈子。九十多岁的“玛利亚”奔天家的丧事成了镇里的喜事，方圆几十里的父老乡亲里送礼人数达到两三百户。出殡的时候，便端着一柱蜡，走在长长的队伍中。

这位家族的“主心骨”叫冯布霞，1926年生人。冯布霞活了94岁，从当家到离世，90多岁高龄的时候仍然思路清晰，不仅生活自理，还是麻坛上的主力军。

在我的眼中，冯布霞是慈眉善目，能说会道的老太太。2018年的时候，因为食道癌和年龄带来的浮肿，姥家的行动已经有些吃力，但她仍喜欢坐在床的一角钩毛线、织衣裳，拄着拐杖也要每天定时去对街坡下的麻将馆打牌。在她生命的最后一段时间，夏栋儒每天的任务就是用轮椅推上老太太去麻将馆，下午五点再去接她回家。

在母亲和外公一辈的回忆中，这是一位令人“闻风丧胆”的女强人。冯布霞大人的目光是她的子孙两辈童年的“噩梦”，我的母亲、姨妈和老姑她们提起童年，在“逢场天”的街上只敢贴着街边走，否则便会被冯布霞认为在街上不务正业。不需要“数到三”便很自觉地做小辈的事情。我的外公、老姑提起她们的父母，永远都是争吵和打架，而他们的父亲夏云成经常处于下风。“棒棒都打断，血跟到肚皮流”，五位访谈者对于他们打架的叙述惊人地一致。可能是因为画面的确让人印象深刻，也有可能是姥家喜欢给膝下儿孙讲这样的故事。

但就是这样一个“女强男弱”的家庭，却是因为“男强女弱”才结合起来的。

左：冯布霞，右：龙德仙，摄于1991年6月3日

迁徙：从井研来的一家人

冯布霞一家原本是井研县城的人。她的母亲叫但万群，经营着一家小买卖，解放后成了供销社的经理。父亲叫冯志成，是天主教的一位教书先生。1939年底，乐山井研县城遭到日军轰炸。一家人为了避难一路向北走，得知慈航镇的天主教堂可以接济，便在这落了脚。

在战火纷飞、吃不饱穿不暖的年代，教堂的救济和教育机会让刚迁到慈航的家庭得以生存。冯布霞有一个亲妹妹，叫冯成彬。还有一个她不承认的弟弟，叫冯成玉。

冯成玉是但万群夫妻领养的“地主家”的弃婴。他本来的名字已经没有人记得，被领到冯家的时候，已经八岁了。原本的家庭在土改时被定为“地主”，全家逃到了新疆，就留下了四个孩子在慈航，冯成玉便是其中一个。但万群夫妻看见落魄地主家男孩确实可怜，又想着姑娘总是要嫁出去的，养一个男孩以后给自己养老，便将他领回了家，取名冯成玉。给他饭吃养他身体，教他读书识字望他成才，后来但万群用自己的关系给他在工商局找了工作和媳妇。为此但万群也付出了“代价”，“说一碗米养个恩人，一斗米养个仇人”，地主家的儿子后来变成了白眼狼。在成家以后对自己养母不闻不问，每次轮到但万群在“儿子”家吃饭，他的媳妇便拿出馊饭应付，更谈不上主动尽孝。后面1980年代的时候，但老大人就和这地主家的儿子杠上了，经常搬个小板凳在门口“骂人”，还走上长期打官司的道路，一定要为自己讨一个说法。我的母亲夏红小时候常陪但老大人去法院递交诉状。诉讼无果，但或许终有报应。在但万群死后的第三年，冯成玉也死在了无人问津的出租房，儿女无闻，等人发现的时候死尸味已经弥漫了整个屋子。

说回但万群的两个亲女儿，两姐妹从小就跟着母亲但万群在天主教学习认字和织布、钩花。姐姐冯布霞学习不好，但做事勤快，吃苦耐劳，织的布又快又好。妹妹冯成彬就是认字快，是个学习的好苗子。虽然家里很穷，但想着至少送一个女儿出去读书，可能也会改变命运。于是冯成彬成为了读书的人选，解放后乘着“无产阶级教育的春风”，走出穷乡僻壤的地方到大城市上大学。我的二姨回忆起在冯布霞膝下时听她讲起送妹妹上学的故事：“那一天又落大雨。你的姥家走不动路，就铺在地上，用牙齿咬那个斑竹，给妹妹当拐杖，送她去读书。”后面冯成彬1958年从贵州医科大毕业参加工作，一直到2018年11月26日冯布霞去世，都坚持每月寄钱回家给但万群母亲补贴家用，接济姐姐供养孩子。她时常说她不在家尽孝，就这样多出点钱，一出就是一辈子，她姐姐最后的葬礼也寄了一份几万元的厚礼，让我外公给她姐姐举办一个盛大的葬礼。现在家里还留有一副象牙竹子的麻将，算是个奢侈品，是1970年代二姨姥寄回家的礼物，陪伴但万群和冯布霞度过了很多美好时光。

我从未见过这位二姥家，但我的长辈们一直告诉我“知识改变命运”，这个实践中的真理一直影响着夏家的子女。尽管我的姥家、我的大老姑和我的二姨经常掀桌吵架，但她们都曾虔诚地说出“知识改变命运”的劝告。

象牙竹子麻将（冯成彬赠冯布霞）

冯成彬离开了小镇事业有成，冯布霞却在慈航扎了根。家里孩子多，要生存，没有太多文化知识，她便学艺学织布白天做生意，晚上就纺布。织好的布就挑着走，到资阳的球溪河去卖。冯布霞和她妹妹都长得漂亮，姐姐虽然个子矮小，但是精明能干，干事果断，骨子里透着一种英气。来到慈航镇，被当地的“舵爷”侄子——夏云成惦记上了。

冯成彬夫妻

夏云成大冯布霞十岁。身材瘦精精的，眼皮耷拉着，像乌云似的遮住大片眼白，让人琢磨不透他的情绪。夏云成还有一双招风耳，年轻的时候就喜欢在腰间别着一把枪到处耍，见人就说自己是熊克武的副官，让通街的人都叫他夏副官。后来外人理会的少了，便强行让自己的两个儿子叫自己“夏副官”。村里也有一些看不起他的人，大多觉得他外强中干，就喜欢“喷着自己舅舅歪”（意思是倚仗着母舅的势力横行霸道）。

的确，他的底气来源于他的母舅一家，姓谭。以前在慈航街上有句俗语“半街谭，半街夏”，这两家算得上是大姓，经常有通婚。慈航有半圈街都姓夏，但是谭家才是有实力的大地主，除了大片的土地，油坊、柴市、收花站在解放以前都是谭家的。夏云成的父亲夏述章也是一位教书先生，他便是找了谭家的女儿，外公和老姑她们只知道他们的奶奶叫谭氏，他们的爷爷叫“谭夏氏”。夏云成的舅舅谭玉峰是当地的“舵爷”，袍哥的舵把子。袍哥是地方上的民间组织，按照帮派里的规矩排等级，袍哥就是一排大爷、龙头大爷。他们在地方上建立公口，各公口都有自己的势力范围，视某地段为自己的“码头”，并承担维持那一地区公共安全、化解冲突以及保护经济利益等职责。大部分人都要信袍哥，说话比官都有用。所以即便四川没的海，仁寿也没有大河，但他们都叫老大“掌舵人”。

就这样倚仗着舅舅的势力，他做起了倒卖鸦片的生意，坐油车到缅甸、西昌那些地方，买回来卖钱，又拿这些钱买了两家店铺门面。他不仅卖鸦片，自己也抽，结婚后拉着自己的老丈人冯志成，两爷子就这样伙在一根长板凳上抽鸦片。尽管鸦片在1951年被收了，但是生意人的思维还在。夏云成实在属于一位“非典型农民”，在农业方面，用冯布霞的话来说“手不能提，肩不能扛，拿根草都要掂两下”。但对于商业或者说倒卖生意，他有自己的想法。我的母亲夏红是这位太爷爷带大的，从小就带我妈“超”成都，那个时代交通不发达，交通工具稀少，但夏云成有门路。1980年代慈航到成都的“班车”仅有邮车，他便为邮车师傅代购买当地的土特产，一来二往邮车师傅便乐意让这位夏老头搭上顺风车去仁寿县城、成都市里。后来别人也开始找他牵线帮忙，总之只要能吃点差价、收点小礼，他就照单全收。

对于冯布霞和夏云成的结合，我的母亲和我一样好奇。她回忆了一段独享在被窝里和奶奶（冯布霞）的对话：“那爷爷那么撇（人不行），你怎么还要和他结婚呢？后面打来把把（打架很厉害）都没有。”“不结婚，你在慈航过得起走？那不是学手艺嘛，纺布。纺布就要生产工具。生产工具到哪里去买，到成都去买。成都怎么去，是走路去。走路到成都去买纺布机，在路上就遇到夏云成，夏云成撇着（带着）枪枪的。”夏云成腰间的这把枪出现在很多人的回忆中，更甚者还有说他拿枪抵在冯布霞的腰上逼问她嫁不嫁。总之，这时候的夏云成是相当强势和无赖的。

看上冯布霞之后，夏云成就铁了心要把她抢过去。但万群说什么都不同意，给她磕头作揖都不行。但夏云成软硬兼施，除了比枪之外，不仅给自己岳父送了许多鸦片，还加入了天主教以表信仰的虔诚。本地人也来劝说：“你刚刚从别的地方来，当地人保护你会更好，反正这日子跟到哪个都是过。”在冯布霞一家外来户无权无势的情况下，选择夏云成可能也是一种倚靠。就这样，两个人在1948年底结了婚。

但变化来得太快，她们结婚后一年，1949年底，中国人民解放军12军35师、36师进入县城，仁寿被宣告解放了。新成立的县政府从1950年到1952年开展了一系列剿匪、禁烟、土地改革运动。对于夏云成而言，每一拳都打在他的身上。1951年6月，全县正式开始进行土地改革，将地主、富农的土地分给无地或少地的农民。慈航镇上第一个被斗的就是谭家，威风的“舵爷舅舅”谭玉峰背着火背篼游上了街，背篼里面装着火炭，直接把背烫烂了。不知道什么时候，人就被斗死了。靠山倒了，夏云成自己的存的一大把鸦片也在1952年开展的禁烟运动中被丢到大古井里面泡了水，精神恍惚了好些年。

夏云成

童年：饥饿和死亡

饿，就是夏栋儒童年记忆的开始。

斗完地主之后，冯布霞和夏云成分得了乡下原来地主的土地，进入到了生产队里。冯布霞白天上山干农活，夜里织布。夏云成不会当农民，乡里人都说他“锄头就从来不扛在肩膀上，拖在地上走”。最多撒种埋个土，连打窝都不会。队里记工分，一般的女同志也能有六七分，冯布霞能拿十分，夏云成就才五分，“连女同志都抵不上”。

他们婚后十年里生了五个孩子，都取如字辈。1950年生下第一个女儿叫夏玉如，1952年生下第一个儿子叫夏栋儒，1955年又生下一对龙凤胎，分别取“玉”和“良”。栋梁和秀玉，他们用名字寄托给孩子的祝愿。在冯布霞生第三胎的时候，女儿先生下来，当时觉得是个女孩后面都觉得没得搞头了。结果接生亲戚扫地上烧的草木灰时，发现掉落的类似胎盘的东西里面还有个小家伙在动，就是良如。良如自来瘦小，就像他的爸爸夏云成一样。1958年又生下了第五个孩子，是个男孩，取名夏德儒。由于夏云成不擅长农业，而子女年纪较小，夏栋儒所在的家庭便属于吃口重，劳力少的人户。不论是平均主义的分配或者按劳分配，夏栋儒的家庭都收益微薄，还经常倒贴生产队的钱。

关系图

虽说生育了五个孩子，但夫妻感情总是不好。夏云成好吃懒做，但任何时候心里面只有一个执念——不让任何人看他的笑话。跟妻子吵架，冯布霞就要闹分家。当时乡里没有“离婚”的说法，两人就经常分开住，在乡下拿个帘子隔开。分居就牵扯到养孩子的问题，一开始，夏云成只要男孩不要女儿，冯布霞就带着所有女孩住。虽说在同一屋檐下，但两边的生活质量完全不一样。冯布霞勤劳又倔强，织布也好，种地也好，在最难的时候，也不向任何人伸手要一颗米，总是自己想办法。女孩们在母亲的照顾下吃得饱饱的。而另一边则充满了不确定性。有些时候，夏云成在外面找到了吃的，就拿回来放在坛子里。一般都是自己吃，多的时候再拿给儿子们吃。很多时候到了下午两三点钟还吃不上午饭，只能兄弟俩就拿着一个碗，就去找他们妈，说：“宝宝，我们还没有吃饭，我们饿了。”后来冯布霞还是舍不得，把几个娃拦来一起养。

1958年初的时候，红苕还片山地堆着。同年村里就成立了伙食团，锅碗瓢盆全部给没收了，房子要集中在一起，吃东西要去伙食团，一个人领一个罐罐。到了1959年下半年就开始饿了，老一辈都管这叫“粮食关”，说就像过鬼门关一样。这时候壮年全部都去大炼钢铁，家里都是老小，剩下劳动力不多。打谷子打到天黑，也只能提着灯笼继续干。那时候的种地也有些疯狂，说这一亩地种两百斤，就要收四百斤。干脆直接把粮食撒在土里面，后来就只能在田里腐烂，烂了也不分给人吃，也没有人敢去拿。狡猾的人在打谷子的时候就在胯下拴一根围腰帕，偷偷把谷子放在里面。生产队的队长也饿得不行，当时每夜有人在地里守红苕，不让人偷。一般人都不敢偷，但隔壁生产队的队长就可以收起来吃。

食堂揭不开锅，家里又不准生火。冯布霞只能偷偷地到远处的斜坡上找一些荒土荒坝，开垦出来栽上瓢儿菜，手也起了泡。然后夜里在街上接了尿，一遍一遍地去浇。和着米汤和瓢儿菜，把五个孩子喂活。可是后来五儿子夏德如还是夭折了。德如的腿脚先天就有些残疾，走起路来一摆一摆的，但也正是因为体弱少动，反而读书还不错。他十四岁的时候，在慈航徐家店（慈航小学）读中学。在一个下午的课间，同学在德如踏出教室门槛的时候用脚绊了他，结果后脑勺磕到石头上摔成颅内出血，送到仁寿县城的当天晚上就死了。夏栋儒作为长兄，和他们同房子里的另外三个朋友把德如硬抬回县里，越抬越沉的死尸，越抬越沉。但终于是到了，他们把德如埋在一个山里，匣子也来不及准备。

夏云成又一次受到了刺激。他把德如的毛蓝色的书包和作业挂在乡下的屋梁上，让儿女和孙子们抓紧下来看。每到白天就坐在门口守着，嘴里叨念着“打开门打开门，德如回来了，德如回来了”。每夜里就到坟山上面去守，后面据说有一天他的孩子德如吓了他，就再没去了。相比夏云成，外公和老姑们都说没有见过冯布霞掉一滴眼泪，也许是家里的重担让她来不及悲伤，日子还必须过着走。

命运：走不出去的慈航

五个子女里面，除了聪明但是早夭的德如，就属夏栋儒成绩比较好。和他弟弟刻苦聪慧不一样的是，栋儒的脑子活泛机灵，这一点可能是受父亲做杂生意的影响。他在1965年考上了钟祥三中，一个当时仁寿县内不错的中学。但是1966年开始了“文化大革命”，让各中学的红卫兵冲向社会，去串联革命，开展“破四旧、立四新”的运动。上初中的夏栋儒也就随波逐流地成为了一个红卫小兵，“停课闹革命”。啥是革命？14岁的夏栋儒对这个概念清楚又模糊……而他更在意的是“停课”，不同于追溯时候的惋惜，他不会知道自己求学之路从此断了。这个青年感到兴奋的是，终于可以出去到处耍了，可以离开慈航街，到一个母亲和奶奶管不到的地方去。他甚至羡慕年龄大一些的红卫兵，因为觉得他们可以到东北、上海、广州等等全国各地去。但是自己年纪小，走不了太远，只能在西南打转。

1966年下半年，小红卫兵夏栋儒正式和同学一起出发串联，四人一组，打着旗子，唱着歌。在“红军不怕远征难”“敬爱的毛主席，你是我们心中的红太阳”的歌声中，他们先后走到了成都、重庆、内江、贵阳四个地方。到贵阳的时候，夏栋儒没有找到姨妈冯成彬，那个时候她已经在卫生局工作了。回忆起这段的时候，外公望着外婆，眉头微微蹙着，“去了后不知道在门口等。走了五六十里路才到，结果没等到他们就回去了。回去就感冒了。”

在1969年串联串不动的时候，夏栋儒就继续回生产队干活。按照1962年调整的“三级所有，队为基础”的人民公社体制，他属于慈航公社，三大队，第六队。慈航人民公社位于县城的最南端，所辖9个大队，59个生产队。而三大队，有耕地862亩，964人。第六队有两百多人，是当地规模较大的一个生产队。六队的队长姓陈，家里养活了十个孩子。大女儿叫陈菊荣，是家里的第二个孩子，没有人记得她是多久出生的。陈菊荣当时在生产队喂牛，穿个线草鞋，扎个麻花辫。她的童年并不幸福，因为家里孩子很多，大女儿往往要承担得多些。她的母亲樊氏动不动就喜欢打人，小的时候把她打来差点咽了气，家里九妹在一旁才把她救活。读书的时候没人管，结果还是一个字也不认识。就是这样一位农村妇女，和夏栋儒结了婚。

她们的结合应该是一半自由恋爱，一半父母之命。夏栋儒的外婆但万群喜欢喝酒，和陈队长成了酒友，一来二去，老一辈就把婚嫁谈拢了。但万群和冯布霞知道，夏家没有青壮劳力，一个不干活的丈夫，两个未成年的儿子，容易被欺负，找个生产队的就等于有了一个好靠山。她们决定再赌一次，帮夏栋儒在酒桌上说上了这门婚事。而在田地里，夏栋儒回忆着，“之前就喊的栋讽儿（绰号，有嗔骂的意思），结果有一天我剪了个头发回来，穿个装装裤儿（短裤），打个光咚咚（赤裸上身）。她就突然喊我夏栋儒。”

攀上“高干子弟”后，夏栋儒被安排进了样板戏的宣传队，到每个村里去表演，样板戏里的智取威虎山、红灯记、沙家浜，他都唱过，唱配角。唱样板戏是香饽饽，又有吃的，又有工分，又有耍的，“一般人”还是进不去的。夏栋儒就这样到处唱，一遍又一遍，到今天样板戏的片段他还是熟记于心。1972年便作为第二批水库建设人员征调到黑龙滩，时年20岁。

但万群

在此期间，夏栋儒有两次机会离开慈航，但他的去留都把握在生产队的手中。第一次是1970年的时候，夏栋儒贵阳的姨父在兵工厂帮他找了一份的工作，面对可以吃到国家粮的机会，他自然是心动的。但本来说定的婚事，就突然出现了变数。思索之后，但万群还是带着夏栋儒找了个晚上，拿着东西去找陈队长，说明了外出的情况。要离开的人，又怎么可能轻易回来呢。第二天夏栋儒前往政府盖章，陈队长听到说要走了，就背着剪脑壳的包包到乡政府去，闹着不准放人，不准盖章。最后这件事情也就不了了之。

机遇：从农民到水库工人

第二次便是1970年开始的黑龙潭水库工程。当时政府要解决仁寿县吃水的问题，便征集全县的青壮年，一个生产队招十多个人，有一百多个乡，几十万人修大坝和水渠。把都江堰的东风渠就放到黑龙潭来，才能给庄稼和人吃上水，挡住水。慈航镇上还是有不少青壮年想去。理由大概有两点，第一个就是大家觉得修建水库是做革命工作，能解决吃水的问题是很光荣的事情。第二便是工地上的伙食比生产队好，在工地上还能吃到实在的米饭，在生产队里就是“汤汤水水”。也有返乡的技术师傅算过账，“在黑龙潭干一天就是十分的工分，可以换八分到两角钱，加上三角五的补助。虽然累，但是比在村里种地挣死工分要好。”但是报名的人数也是有限的，生产队还要考虑队里的农业生产。三大队第六队最后出了十多个人于1971年底作为第二批工人前往黑龙滩，夏栋儒也在其中，是年纪最小的一位。

1971年底，夏栋儒就去黑龙潭“打石头”了。此时正值完成清基之后开始的大坝工程开工，这是黑龙滩水库最重要、最关键的工程。能否实现省、地区提出的“一年建成，两年扫尾，明年蓄水，后年受益”在此一举。

大坝建设对于石材数量和质量的要求较高。大坝上需要的条石，一般都是1.2米×0.4米×0.4米的俗称“四四”条石，按这个标准计算，这6000多方条石，就有3万多条，需要耗费2万多个人工才能开采出来。而大坝工地上真正懂石匠活的石工，总共只有900来人。要达到“一年建成，两年受益”的目标要求。要完成这个艰巨的任务，必须要有相当数量的石工。

先只是去当抬工负责搬运的夏栋儒，便在石工紧缺的背景下，学习了石工技术。虽然工地上各营、连按照“老带新、熟带生”的方式，请技术熟练的师傅办学习班。但据夏栋儒的口述，这一过程对他个人而言是较为艰难的。由于没有石工技术，当时也没有岗前培训，人是“硬”上的。在工分制的计算下，刚开始两个月石工不熟练，打石头质量差、效率低。相比于每天都是十分的熟练工人来说，一天只能得一分两分，补助不够还需要垫钱吃饭。稍不注意很有可能打到手受伤。多叫几声会打的师傅，别人会指点两句。但主要还是自己慢慢地摸索学习。但是熟悉了石工技术之后工地生活就适应了很多，抢修大坝结束之后，夏栋儒又接着参与了南干渠的维修工程。做基石、修河沟、建伏坡，前后一共搞了六七年。

在黑龙滩主体工程建设结束以后，夏栋儒于1974年和陈菊容结婚，没给彩礼，也没啥嫁妆，陈菊荣带着一个木头箱子，就住进了夏家。第二年，她们就生下了第一个女儿——夏红。1978年返回慈航镇上后，他又面临了新的选择——是回到生产队继续从事农业生产，还是利用自己学到的手艺务工。

“文革”结束后，慈航镇上的蚕茧站、采购站、修粮站、电影院都在重新建设，正需要技术工人。而生产队已经开始允许通过交钱评记的方式换取外出务工的自由。于是夏栋儒便重新开始了打石匠的生活。他提着猪肉认了乡政府管理的基建队的会计做师傅，参与了修电影、蚕茧站、粮站的修建工作。他自己算了一笔账——打工挣得多的时候一天能有一块五六、少的时候也有一块二三。然后就拿一块钱就能买满十分，加上十分工分返的八分到两角，这样下来一天也能得两三角钱。他的女儿在访谈时候回忆“那个时候猪肉四角钱一斤，再怎么样老汉每周都要提托肉回来。”除了农忙的时候夏栋儒会回队里帮忙，其他时间就在镇上搞建设施工。

1982年“土地下放”后，便不用买交钱记评了。夏栋儒开始自己承包工程和运输木料。卖粮食、种地、打工、开馆子，只要能多方来财，他什么都干。

分家：添一家豆花店，又一家豆花店

1982年，冯布霞开始带领着一家人开了一家豆花店，除了豆花，也卖面条和抄手。店铺在原来夏云成买下的门面那里。当时大女儿夏秀如已经嫁到陕西，剩下的人在家里的分工如下：夏栋儒当厨师，夏玉如和夏良如负责打杂、收钱，冯布霞负责管账。但是只有小女儿夏玉如有工资，另外两兄弟是没有的。冯布霞告诉两个儿子——玉如是走了的人，别家的人，才需要给工资，自己家的劳动力不需要给钱。

但这句话在夏栋儒的心中显然是母亲偏爱女儿的借口。这一点在1981年小女儿玉如出嫁的时候就已经证明了，玉如是四个兄弟姐妹中，甚至慈航镇上嫁娶最风光的人。不论是为了面子还是女儿的幸福，冯布霞一手操办了玉如的嫁妆。请了很多裁缝、木匠在屋头打衣服、做柜子、漆箱子。出嫁的时候加上衣裳、布，一下子有四十缺，小孩子跟在后面，手里抱着温水瓶、闹钟、花瓷盆等等，箱子抬着有十二台。在抬着走那天，夏云成就要让栋儒他们把东西都拿出来，放在街边上先摆着。相比之下，一根裤腰带都找不出来的栋儒和良如的结婚就显得寒碜多了。

冯布霞嘴上说着女儿是“嫁出去的人”，但是在分家的时候，又把两个嫁出去的女儿当作“自家人”。1988年，豆花生意做得不错，夏家在豆花店铺的后面立了慈航街上第一栋楼房，足足有三层楼。立了房子之后就要涉及分家，家里现在有四个门面，“怎么分”成了冯布霞和夏云成争论的问题，也产生了那个让每个人印象深刻的头破血流的场面。

夏云成坚持的是传儿不传女的原则，在1980年代的农村，这是比较普遍的想法。但是冯布霞不愿意，她主张儿女平等均分。四个子女中，夏栋儒是站在夏云成一边的。夏良如面对一边是利益，一边是同胎姐姐的处境，干脆不做选择，只不反对把门面分给两个姐姐。冯布霞则和两个女儿坚持要平分房子和门面。

夫妻俩谁也说不过谁，就只能打架。木棒打断，脑壳打烂，血从额头流到肚脐眼。最后还是冯布霞打赢了，房子分了之后，冯布霞和但万群住楼底下。夏云成就住三楼，在楼顶养了很多鸽子，收鸽子蛋吃。铺面则是一家一个，街头转角处的是良如的，旁边是秀如的，对面是玉如的，栋儒的则在楼房下的大门面。

但万群、冯成彬与夏玉如、夏良如合照（1993年）

分了家之后，原来的馆子要怎么办呢？各开各的。

由于分房一战，夏栋儒不愿再依附自己的母亲和姐妹，借着原来的手艺在分到的铺子上重新开了一家豆花店，叫“添一家”。冯布霞则带着母亲和小儿子在他们的对面继续开着豆花店。两家就这样同街竞争着，两兄弟各做各的，但也暗地里较劲，时刻担心对面的生意好过自己。陈菊荣也在豆花店里找到了自己的事业，当时慈航每两天赶一次场，每到逢场天，添一家就非常的忙碌。陈菊荣每天早上四点钟，便一个人从乡下到街上来。挑水、洗肥肠、打豆花、烧炉子。生意好的时候一天能卖两百多，少的也有几十块钱。

夏栋儒心里憋了口气，他也想要证明些什么。

店铺分布图

伤痕：躲“夏三”

今年是2024年，夏栋儒七十二岁了，他的人生已经过了大半。虽然没读完初中，但继承着夏云成生意人的活泛和冯布霞的坚韧，很多事情对于他而言都能找到解决的门路。只有一件事，每每提起，他只能垂目感慨“太难了，太难了。”。

三十四岁的夏栋儒想再要一个孩子，最好是个儿子。1974生下女儿后，“再生一个”的想法越来越强烈，但是计划生育却越来越严格。1972年县里成立了计划生育委员会，办公室里有3人，到了1984年就增加到了12人，各区配备的计划生育指导员增加到了167人。计划生育宣传队巡讲和节育活动开展得轰轰烈烈，1985年的时候，村子里贴上了“只生一个好，政府来养老”的大字标语，也正是这个时候，陈菊荣怀上了二胎。

留下的标语

关于谁来养老的问题，夏栋儒琢磨了一下，还是选择相信血缘，于是夫妻俩决定偷偷生下这个孩子。可要如何躲呢？当时许多怀上二胎的人都熬不过这十个月，时不时就有工作队上门巡查访问，尤其是到了显怀的时候，稍不注意就会被发现。七个多月的时候，夏栋儒夫妻找到了一个偏远的亲戚家，在潘家场，大概有几十里路。陈菊容只能找了一个深夜，被她的四姨领着走小路，一夜不停歇地走到了潘家场，准备在这里“躲”孩子。

当时陈菊荣的大哥是乡政府的计划生育队的“打手”，专门负责抓超生人群获得奖励，据说是五十元钱。大哥举报了自己的妹妹，带着生产队干部就去抓人。为了防止夏栋儒在仁寿县内搞“小动作”，便把妹妹弄到了乐山市去引产。很长的引产针从肚子打进去，后面便掉出来个死婴，是个舅舅，外婆说头发已经黑了，但肯定活不了。就算活下来，打了药人多半也是傻的。谈到这个孩子的时候，陈菊荣的脸上已经看不到太多的情绪。她接着补充，很多年后这位打手大舅公吃错糖尿病的药，落了半边瘫痪，不久便死了，陈菊荣说这是报应。

孩子掉了。但夏栋儒不信命，二胎被打后人要被抓去做结扎。但手术医生是夏秀如的亲戚，夏栋儒平时也相好，便给了点钱通融。医生在手术室弄的时候叮呤哐啷的，这手术便“做好了”。果然，落胎第二年的下半年，“夏三”就怀上了。这一次，不论是躲藏的路线、相关的人员安排，他都要更加谨慎小心。他先是打点了大舅子的关系，当时陈菊荣的大哥正在盖房子，夏栋儒便给他买了些建材和鸽子，勉强买通了关系。

就这样一家三口各司其职，夏栋儒负责赚钱和联络，陈菊荣负责躲，十二岁的女儿夏红则负责守家和含糊工作队的盘问。那个时候生产队找不到人，就会去家里搬东西，粮食、家具、电视机，都搬到乡政府去丢。夏红回忆：“天天就要来问我，你的妈老汉到哪里去了。一下又是村干部，牵群群的，一下就是民兵连的，都在问我。”

陈菊荣一开始还是到潘家场去躲，陈菊荣管那家的女人叫二娘。夏栋儒就跟二娘的老公一起做木材生意，到乐山的彝族地方峨边去弄木材运输，拉出来卖给慈航粮站、彰加畜牧站。这个生意赚了不少钱，但好景不长，一次运输中车子在故障停修，其他车子强行穿过时在视线盲区里面撞死了两个负责运输的彝胞。虽是部分责任，但是车子被扣，又出了人命，这生意是做不得了。生意上的嫌隙也让陈菊荣无法继续在潘家场待下去。

后面就去到了福加去躲，那是外婆姨妈的女婿老家，那家男人叫方连中。陈菊荣在福加待了两三个月，帮他们掰苞谷、打谷子。但等到临产时，由于担心受到牵连，陈菊荣再一次被赶出来了。但她们想到灯下黑，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——比如娘家家里，便回来了。一开始就到大舅公的家里，在眼皮子底下反而安全一些。

1987年6月初一的下午，陈菊荣带着肚子里的婴儿进行了最后一次转移，回到了母亲的家里。母亲和哥哥的家只有五步远，一个在坡上，一个在坡下。她最后还是选择在自己亲人家里生。因为是超生，也不敢叫接生婆，整个房间里就只有外婆和她的妈妈。脐带一断，一个女儿便诞生了。

当时刚生产完的女性是不吉利的象征，陈菊荣在生完当天就要抬回自己家。那一天下午黑风黑雨，电闪雷鸣，陈菊荣就坐在一个竹编椅子上，打着伞被抬回去了自己的房子里。“那天风吹起来，竹林呼啸的，吹得房子感觉要倒了。小孩出生来不及待头巾，后面清鼻子跟着流。”土房子里只有陈菊荣，女儿在上学，男人在赚钱。但这一刻，对三个人而言都意义重大。女人开始考虑没有充足的奶水该去哪里找来白糖和米粉。女儿开心自己长达两年的“早当家”和“百家饭”的生活结束了，自己终于在四口之家的小家庭中找到归宿。而男人在喜悦的同时，必须要硬起肩膀接受自己“不信命”的惩罚。

夏敏，小名夏三，绰号“夏千三”。因为最后罚款一千三。先前的积蓄经此一遭，消散一空。

夏栋儒也曾感慨：“隔壁四老家公三个都是男孩，喂的老鼠都是公的。我们家好像就没有这个儿子的命。”但他在行动上并没有放弃自己女儿，他依然在想要如何为自己的家庭积攒出更好的将来。没有家底、没有学历的他，需要找更多的门路，通向财富、通向教育。

看着刚刚订阅送到的《参考消息》，夏栋儒陷入了沉思。